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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7月20日报道，今年1月份苏州吴江车主田某在停车场发现车辆被堵，联系无果后，将堵路车强行撞开。经法院审理认为，田某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律师认为法院判决导向正确，没有问题。网友则替田某叫屈，认为太重，助长了堵路车主的恶劣行为。 就普法的角度来说，法院的判决确实没有问题。田某有犯罪事实，造成堵路车损毁，堵路车主私人财物受到侵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确实有根有据。 而且法官最后是对田某处以缓刑，想必也是照顾到田某当时的处境，事出有因，堵路车主不能完全脱掉干系，所以缓刑判决也算是兼顾了法律和人情。 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对田某处以缓刑确实考虑堵车方责任，这个判决也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对田某“判重了”的同情心，更引发了许多不忿。这种舆论反响也许不在这个案件主办法官的职责范围，可围绕这个判决所引发的社会意见不全是无中生有，严肃地说，是应该被司法人员充分认清的。 律师认为法院判决没问题，是因为判决坚持了一种导向：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放纵田某的行为，无疑会加重民间戾气，变相地导致用私力、暴力解决争端的风气。 这就是判决和民意的分歧所在。法官或律师认为判决坚持了一种好的导向，划定出一个法律的底线，可是在这个导向和底线之外，还有别的“导向”“底线”未被依法处理——那就是堵车车主随意堵住别人去路，即使去电催促挪车也不及时回应的“导向”；是一个人应该约束自己行为、不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必须遵守社会公德的“底线”。 法院判决对气愤之下撞开堵路车的田某施加“导向”，可这种让田某付出刑事责任的导向教育，却把堵路车车主给忽略了。 按照现有的国情，堵住田某的那个车主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他堵住人家的出路，但在停车场里交警无法执法，不属于开罚单的范围。有公用的挪车电话，但这种挪车完全看自觉，没有强制成分。堵车的可以不负担一点责任，却能让被堵的火冒三丈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样的“导向”不能熟视无睹。可谁来管管？ 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觉得田某被判重了，不是因为不懂法条，而是通过比较获得了这个印象，毕竟堵住田某的那个人没有受到任何显见的处罚。如果不是这个怎么也叫不来的人使坏，田某也可以是个守法公民。按照人们朴素的想法，既然堵住别人车、联系也不来的恶人蔑视他人出路，那开车撞他车不正是恶人也有的报应吗？ 这种思考方式也许激进，但这就是本案在舆论中激起不平的真实逻辑。  网友评论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现在是法治社会，遇到恶人，人们习惯于寻求正当、合法的途径解决矛盾冲突。如果没有权威一碗水端平，甚至就没有权威能出面压制“恶人”，发生田某这样撞开堵路车的事就在所难免。 尽管田某自己的车也会被撞坏，甚至要背负更多的麻烦，担负刑事处罚，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缺位促成了田某恶向胆边生，这不能再一边说“依法判决”，一边继续无视。 也就是说，法律为田某知法犯法准备了一整套惩罚方案，但对堵路的车主却没有相应的处置措施。这等于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事，被堵的人只能懦弱地听从恶人摆布，一旦出手势必面临法律打击，而导致这一切的肇事者却逃过惩处。 事实就是这样，一旦涉及怎么惩罚堵路的车主，全都是“纸上谈兵”。诸如，设立拖车机制，一旦超过多长时间就拖车，让堵车的支付高额拖车费用；或者拍照让交警，寻求在交通法的范畴里给予行政处罚等。 这些愿望和设计都是好的，但不好的一面也很突出，那就是它们都属于未实现的计划，而且有的设想同样将责任转移给被堵的车主，体现了遇到恶人绕着走的解决思路。 对撞开堵路车的，依法惩治；对堵路车主，失去办法。 在堵车成为社会公害的情况下，这还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人们看透了这一现象中“恶人毫无忌惮”的本质，对此，厌恶之极又无可奈何。 总而言之，苏州这个判决即便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舆情汹涌呈现了“恶意堵车”这一现象未被真正重视的实情。法院判决的导向当然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导向也有两面性，既要遏制好人变坏，也应该同时遏制恶人嚣张。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最后只能令堵车堵路的那些恶人有恃无恐，被堵的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加重社会的不平感，这样的场面肯定不是司法应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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