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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末代皇帝》这部电影的人，大概都有一个印象，在管教所里的溥仪，每天还得有佣人给穿衣穿鞋。
因为他从小就这样过来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常人看来许多本该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他都需要奴仆从旁效力。
所以长大后，当别人伺候和效劳的时候，就觉得无比天经地义，何谈尴尬呢！王妃沐浴时候，旁边有人伺候，不显尴尬，也是此理。
许多电子产品设计地非常人性化，简直将用户预设为小白，但是不违和，因为人们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简单和顺手。
不错，不仅中国，乃至世界上古代的贵族，都有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弱化自己的生活能力，把自己变成生活的小白，然后依靠着奴仆精心的服务，从而良好地生活，越是等级地位高，越需要奴仆精心服务（《寄生虫》电影也表达类似情况）。
甚至病态到凡事都需要奴仆，凡事都不想亲力亲为，比如，传说明代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的糜烂生活：
严世藩起床时，他的数十个姬妾全部赤身裸体，伏于床前，伸着脖子，张着小口，当严世藩的痰盂。严世藩咳嗽几声，挤出来一点痰，一口，就喂进了最宠爱的姬妾荔娘的口里。谓之“香唾壶”。
再来说说“肛狗”，这个就比较恶心一点，在主人如厕之后，必有一锦衣小厮跟随，将主人的污物处理干净，当然用的不是纸，而是舌头，“肛狗”也就是一个活着的手纸。 在某种程度上，谁对生活技能越弱化，谁的贵族等级就越高。所以王妃沐浴，许多人随身伺候，不仅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还是社会等级高的一种标志，到了这种级别，就必须配备着，不然恐被人耻笑了去。
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出访俄国时，被外国人维特记录过一段抽烟的经历，其贵族气质就十足：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人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火种和烟草。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
李鸿章把烟袋含在嘴里的时候，负责烟袋的侍者单腿跪地，双臂平直始终在下面托着，每等李鸿章吸完一口，就不失时机地把烟袋从他嘴里取出，待他恣情美意吞云吐雾一番过后，再如木匠接榫子一般恭恭敬敬迅速而准确地将烟嘴投送到他嘴里去。
负责烟草和火种的侍者，动作完成得更是连贯紧凑得体。两个侍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而李鸿章始终眯着双目泥塑一般端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两朝元老，维特绝对算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可他何曾见过这等吸烟场面？他只是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贵族更显得贵族一些。被伺候着才是有身份的象征，王妃沐浴时那么多人，也在情理之中，是文化制度下的畸形产物，何谈尴尬之说呢！
最后想说说，在清代，皇帝召唤妃嫔们侍寝时，首先他们都会洗个澡，然后他们没有穿衣服，被裹在被子里，带进皇帝的宫殿。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为了保证皇帝安全，那些伺候的人可以检查妃子们身上是否有尖锐的东西，防止对皇帝的伤害。
溥仪晚年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皇帝的身份是非常高贵的，妃嫔们是最容易接近皇帝的人，所以要非常小心地检查。然后脱掉衣服并将他们包在被子里，由太监将他们带到皇帝那里。
因此，妃子们一边享受着被伺候的殊荣，另一方面也在被检查，这其实是侍寝制度的要求，无关尴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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