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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成为许多城市的重点民生项目。但如何获得全部业主签字同意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低层与高层、少数与多数的利益纠纷，旧时代的公共生活方式逐渐瓦解，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微妙复杂。而在拉扯中，一些老人已经等不到电梯安装的时候了。 文|王一然 魏荣欢 编辑|王珊 中国去年新开工改造的四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多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车辆在人流中穿行，管道年久失修，楼里墙壁斑驳，布满小广告，楼梯边缘已经乌突，扶手也磨得发亮。人们早已习惯如此生活，在这里结婚、生子，繁衍几代，直至变老。 日子像老人身上的皮屑散落零碎，老住户们和这些建筑一起凋朽衰老。许多人最渴望的生活改善可能是拥有一部电梯，从他们买菜购物的彩色帆布小拉车里可以窥见——小车能装下两三天的生活必需品，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每周大概只下去两三趟，上一次六楼需要中途休息15分钟左右；有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轮椅沉重，只能在外租房；一位快90岁的老人住在六楼，半夜从医院回来，80多级台阶一步都迈不动，她的老伴儿也全身瘫痪，最终搬进离家四公里外的养老院。 生活在晚年突然迎来了转机。近年来，一些城市将老楼加装电梯工作列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某小区的五号楼，早在2017年就作为试点之一，是第一批安装电梯的样板示范楼。两年多前，社区开始征集住户签字，根据当时政策规定，业主们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户不同意，电梯便无法安装。 “这种便民利民的好事怎么会有人不同意？”五号楼五单元的何玉香70多岁，身材瘦小，眼角纹路都挤在一起。在他们这些高层住户心里，这不止意味着遛弯儿买菜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能为突发疾病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但在很多一层住户眼里，电梯却意味着隐私曝光、噪音不断和房价跌落。 这是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持久战，邻里关系也因此变得微妙复杂。折腾了近三年后，五号楼其他单元的电梯都陆续动工安装、投入使用，五单元却因为始终有住户反对，成为唯一一个没有电梯的单元。  五号楼唯一没有电梯的五单元。受访者供图五单元 何玉香十多年前跟着女儿女婿搬到五号楼。这是一栋老式六层板楼，枣红色外墙，建于1980年代，曾是单位的老宿舍楼。 她住在顶层，每天出门买菜、接送外孙去幼儿园，回家上六楼总要休息一两次，每次歇十几分钟，偶尔起身头晕，要扶着扶手很久。有时外孙贪玩，看到家门就大哭，最严重一回折腾了七次，老伴儿一趟趟带孩子上下楼，最后实在抱不动，歇了几次，回到家时，晚饭已经热过又凉透了。 两年多前，其他单元的电梯开始陆续动工，何玉香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 作为第一批老楼加装电梯试点楼，五号楼能够享受最优惠的价格，住户们无需承担安装费用，只要按次掏使用费和后期维修费。按照当时政策，安装电梯需要通过全部业主，即整个单元十二户全体同意。五单元一直没动静，她和邻居一打听才知道有几户不同意。 反对声音最大的“钉子户”是101，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和独生女，继承了父辈的房产。何玉香和其他邻居买了水果和营养品去拜访，但对方堵着门不让进，户主大声道，“反正我就是不让装！” 何玉香和6层对门邻居分析，北京房价寸土寸金，安装电梯之后一层房价相比其他楼层不涨反跌，何玉香提议：“咱两家给他点损失费，一人一万行吗？”谈妥后，何玉香又买了东西去拜访了101两次，但还是没进去门。101的户主说：“我们家就一个女儿，（安电梯）侵犯我们隐私，也别再来了，谁来也不同意！” 何玉香彻底没辙了。这家女儿她很少见到，她曾经想打听到他们女儿的单位，找单位领导去做女儿工作，再让女儿去劝父母。“你女儿搞不搞对象？今后在社会怎么混？人一打听你有这样的父母。”何玉香说。但计划一直没能实行。她的膝盖在四五年前损坏，走平路也只能瘸着缓慢拖行，下楼的重任就交给老伴。 与何玉香一起拜访一层“钉子户”的还有五层，是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大学毕业后落户北京，盼着装了电梯就能接来父母。邻居们偶尔在附近的惠新广场聚集讨论，“实在不行就趁他们不在家硬挖！”有人提议，没人接话。“我们等不起了，父母在外地着急。”五层的男人叹气，“惹不起还躲不起么！” 没过多久，五层夫妻卖掉了房子。 何玉香最后一次敲开一层的门是一年多前，对方语气客气许多：“以后您真有事言语一声，我去背您！实在不行您也卖房，换个有电梯的吧。”何玉香气得转身离开。 电梯迟迟装不上，何玉香放弃了周旋，去年，她跟儿女们搬去西城租房住。事实上，除了一层外，五单元还有四户不同意，都住在3层以下：电梯他们用不上又挡光，要求一定的利益赔偿；老楼结构限制大，电梯只能设置停在半层上入户，如果二层想用还要下半层楼梯；而三层觉得电梯声音大，影响休息，“我一听电梯声心揪得都睡不了觉！” 五单元楼门长张改萍是这里的第一代老住户，住在4层，今年85岁，满头白卷发，微驼的背让她个子看起来只有1米5，原本以为“哪天老得下不去楼了，也就不下了”，得知要安电梯后，早早准备了6000块钱，“花多少钱我也安。” 三层老杜家和她最亲近，都是河北老乡，每年端午互送粽子是近三十年的习惯。前两年，老杜媳妇去世，老杜也生病腿脚不利索，只能让儿子一家住过来赡养。这次装电梯，儿子儿媳替老杜投了反对票，张改萍很吃惊，她还记得老杜一手扒着楼梯栏杆，一手拄着拐杖的可怜样。她在楼下小超市买了90块钱的水果，想去上门做工作。老杜悄悄告诉她：“我愿意，盼着呢！”张改萍劝他儿子儿媳为老人想想，“再说你们日后也会老，上下楼总不方便。” “不用，我们家还有套电梯房，以后大不了把老爷子接过去住。”儿媳回道。儿子则推脱给别人：“是一层不同意，不是我们。” 张改萍被几句话噎了回去。 最终，五单元因为有三户不同意，成了整栋楼唯一一个没装电梯的单元。“他们现在能动，就不想这个。”张改萍有些无奈。2019年底，其他五个单元的外挂电梯建成运行，张改萍格外羡慕，别人敢买好几斤的东西，一坐电梯就到家了；她不敢，她手里的东西从不超过三斤。  重庆一老旧楼盘处，民众通过长长的楼梯出行。据悉，该小区楼房共有12层，没有电梯。图/CFP旧时代的单位宿舍楼 张改萍的丈夫生前是单位医务室医生，常和老邻居走动，每年端午，张改萍都会给楼上楼下送粽子，平日里打扫楼道也顺手扫了别的楼层。“大家关系好，这些无所谓”。爱人去世后，去年端午，张改萍又拎着粽子到楼下，门始终没开，丈夫的老同事已经不方便行动，他的儿媳只是隔着铁门的栅栏回了两句，张改萍没再坚持，爬楼梯把粽子原封不动带回家。三十多年的老邻居就此断了来往。 五号楼的第一代居民老的老，死的死，一些年轻人选择搬去更新的电梯房。如今住的许多都是租户，只和中介有来往，连房东都没见过。附近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也环绕着十几家幼儿园，学区房经过几番倒手，均价达到7万多，住进了很多“新北京人”。 或许只能在隔壁六单元老周的不锈钢茶缸子里，续上几过水，才能听到老邻居们久远的称谓：老曹、小马、瘸子李、鲍秃子……老周精瘦，年近七十，苍白的脸上布满深褐色老年斑，眼袋也肿起来，但还保有着一个工程师敏锐发亮的眼神，声音也洪亮透彻：“早年这儿就是一大洼地，就这儿就能看见北海白塔。”近三十年前，老周是机械厂里的高级工程师，负责高压泵维修，“靠耳朵一听就知道引擎哪儿不对！” 日子在他年轻时那辆二八杠大梁车里过得慢。每天早上不到七点起来，和同事们一起从宿舍楼出发，到机械厂要45分钟，小区附近的土路两边都是树和沟，一下雨就积水，最严重时漫过了自行车梁。交通与通讯不甚发达，也不存在什么人情冷暖，分房时大家互相体谅，老周一家四口有刚需，和人换了房才住进现在70多平的两居。 老周是公认的耿直敢言。女儿和他同一个厂子，领导觉得“女的干不了脏活儿”，他直接找领导拍桌子：“干不了可以辞退，但不能搞歧视！”厂里女人们之间闲言碎语，老周挺身护着妻子：“这可是我们家宝贝儿！一个月挣好几十块钱呢！” 小区里的同事也承认老周的威望，叫一声“周工”：那时西德和伊拉克工程师来交流学习，翻译是个二把刀，老周把日常交流词汇用中文谐音硬记在日记本上。靠着这股韧劲儿，外国工程师挑出中国机器的问题时，老周直接顶了上去：“修得好扣你钱，修不好扣我的！”机器修好后，老周成了几个厂子抢手的师傅。 但平日在小区里，老周不抽烟不喝酒，饭局聚会也很少参加。老同事来拜访喝茶，老周直来直去：“有事儿说事儿。”最大的事是二十多年前，一家私企要在小区修建收费存车处和公厕，就在五号楼楼下——老周代表居民，几次向电视台写信，亲自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那时楼下已经建起一堵砖墙，五号楼的邻居们跟老周一商量，趁着工人休息，“一、二、三！”一起推倒了它。 2017年开始，五号楼成为旧改小区加装电梯的第一批示范楼。其他单元的老同事们来拜访老周，希望他能再次出面替大家解决分歧。 “都不是以前的老人了，死的死、搬的搬，不一样了。”老周说。 但为了不让大家白来一回，最终他还是根据各单元的情况，“教邻居们说话”：“二门儿他爸爸原来瘸的时候你问他愿不愿意搬六楼去？”“鲍秃子他还党员呢！你问他这是党的政策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提到五单元一层时，他有些犯难，“那家人（的父亲）年轻时就混不吝，栽一棵树对着他们家也不行。”最后他又嘱咐邻居：“不同意你就问他，愿不愿行善？这是件善事，你愿意签字就是行善。” 但老周在解决自己单元的问题时却简单粗暴：“谁都怕横的，这单元谁不同意你让他来找我！”  2018年1月11日，北京，海淀老旧小区着手装电梯。 图/CFP少数与多数 老周对装电梯的态度强硬，因为老伴实在没时间再等，她的身体已经坏透了：心脏做了搭桥手术，肺部也动过两次手术，好不容易从癌症中挺过来又患上了心力衰竭——这是个娇气病，一点累都不能受，上下楼都算是超负荷。 没装电梯前，老伴揪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挪，两腿根本打不直，“几乎是蹲着蹭到下一级台阶的。”老周说，2014年开始，老伴就没怎么下过楼。五号楼从2017年底就开始摸底调查，老伴也在这段期间住进医院，因为上下楼到了需要人背的程度，2018年的除夕夜，老周陪老伴在病房渡过。 “电梯有信儿了吗？”老伴几乎每天必问一次，老周更着急，“快了，等你出院就能坐上了”。 但这部电梯整整折腾了两年时间才安装投入使用——一些业主签字后又几次反悔，社区多次进行协调——电梯装好的前一年，老周的老伴去世了。 老周如今一个人守着那间老房子，一进门一股“老人味”扑脸：那是年岁衰老无法勤擦洗身上、习惯留存的剩饭剩菜与老旧家具沉积混合出的旧屋气味。时光似乎在这里静止，老式暗纹实木折叠桌上放着早上忘吃的煮鸡蛋，墙上挂着宝蓝色燕子风筝，主卧床边还摆着大屁股旧电脑。家里被老周收拾得整洁光亮，尤其是北间小次卧，一天一擦，被褥折叠得整整齐齐，床单也常换——老伴儿的遗像对着它们，“她是我师姐，也是初恋。”老周露出毛头小伙儿的羞涩。他日日精心伺候这间屋子，像伺候生前生病的老伴儿一样认真，“我就当她还在。” 许多老人和老周的老伴儿一样，抱着对新电梯的期待和遗憾离世。六号楼五层的老曹患有白血病，每次化疗、放疗都靠50多岁的儿子背上背下。儿子常问社区，电梯什么时候能装，从去年问到今年。然而没等到农历春节，老曹走了。 接待老曹儿子的是邻里中心主任许京凤，今年65岁，早过了退休年纪，属于反聘工作，月工资只有几百块。她父母也在同一个社区，住六层，父母都已90岁高龄，许京凤之前最发愁带他们去医院，每次都要到处找人甚至花钱雇小区保安背老人下楼。 许京凤为五号楼装电梯登记信息、协调关系时，母亲问：“我们还有机会吗？”后来，母亲勉强被轮椅从医院抬回来，但胆结石的疼痛让她无法挪动，只能在附近宾馆住了几天——母亲再没能回家，“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装电梯太太太应该了。”许京凤哽咽着强调。 所有不同意的住户她都挨个走访过。为了打消大伙对电梯噪音、安全隐患等顾虑，她找来其他先行安装的小区照片发给他们，又组织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一起给大家现场答疑，一天上下楼30多趟。为了联系房东甚至海外业主，周围各个品牌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她都混熟了。 五号楼装上电梯的单元也曾有低层住户觉得，“从电梯里能看到女儿卧室，侵犯隐私”。还有一家新搬进来的住户，一开始也不同意。许京凤劝道：“你不同意，影响大伙对吧？说实在的，你以后还在这院里待着不是吗？”琢磨了几天，这户不反对了。 社区做不通工作的，就动员邻居们自己劝说。二单元的住户基本上都是当年的老人，在老邻居们劝说下，一楼的小辈“有点抹不开面儿”，他出门不在家时，电梯动工了——字是谁签的没人知道，但签字被默许了。四单元更是顺利得出奇，一层住户是老党员，嘱咐儿子“别去捣乱，这是好事”。 但五单元最后几户她实在没办法：敲门不开、电话打不通，一楼某户甚至当众骂她“肯定是拿了好处才这么卖力”。许京凤气得手发抖，连续一个月都要靠降压药维持正常血压。但委屈从没和爱人提过，怕家里担心她的身体让她辞职，“大伙儿都盼着（电梯）呢。”许京凤说，这也是母亲临终的遗憾和盼望，她想为楼里的老人做点实事。 面临少数与多数的利益纠纷，金钱或许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一位南京资深媒体人去年曾公开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安装电梯前，他和家人就找到当时市场房价计算过，如果安装电梯，一楼失去了便利优势，大概亏损70万，一层邻居最后收了50万，并签订了一份书面合同。“人家凭什么要吃这个亏？说白了不是一楼不地道，而是道德绑架人家，还不愿意开出一个让人满意的价格。”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一区4号楼4单元，全市首个通过验收、投入使用的老旧小区增设电梯试点工程。 图/CFP邻居 搬走租房一年多，即使腿脚不便，何玉香也几乎每天都回来，她舍不得的是老小区附近的小广场。旧时代单位集体小圈子已经随着岁月消解，新邻居们在这里靠孩子们熟识。 何玉香的外孙以前经常被邻居叫住，塞糖块、山楂片和水果；老人们在广场上陪孙辈玩滑板车，就此聊起天，又成了下象棋、踢毽儿、打牌等等的娱乐伙伴儿。何玉香的老伙伴儿们有张小牌桌，是捡装修扔掉的建筑垃圾得来的，小桌子平时就锁在广场不起眼的地方，大家各自拿着小马扎，每天趁接孩子之前打两个小时“干瞪眼”，闲聊两句家长里短。 电梯成为牌桌上最近一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五单元没装成电梯后，一楼“钉子户”成了大家的“公敌”，“再没人搭理他们家了。”何玉香说。而其他装好电梯的单元，邻里关系变得更亲近，小广场上也经常搭话问候，一位高层老人说：“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低层住户）。” 五单元有些住户已打算搬走，还有人去参观新电梯后，打算坚守等消息。何玉香也曾去看过安装好的电梯，“真羡慕啊，你说还能一块活多少年，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吧？”何玉香说。 2019年12月1日，五号楼五部新加装的电梯开始试运行：三面蓝色半透明落地玻璃映衬行云，站在楼下望去，电梯上下隐约能看到人形——有的邻居已经好几年没见着身影；有人已经在外租了八年房；还有平日里腿脚不便不怎么下楼的——大家重新聚集在一起，“现在扔垃圾我都坐电梯去，晚上我们还遛弯儿上超市买菜。”一个老人说。  2020年12月7日，居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栋老旧居民楼加装的电梯内走出。 图/CFP只有五单元悄无声息。电梯没能装成，三层的反对户觉得是件好事，她也看过那些装上电梯的单元，以前站在阳台上能看到旁边的房子和楼，都被电梯遮挡住住了；她一再强调“不关心电梯这些事”，“三楼其实没多高，那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有啥不能习惯的？” 事实上，旧改小区推行加装电梯过程中，除了低层住户利益问题外，费用也是大部分社区难以推进工作的原因。加装一部电梯的费用一般在60-80万元之间，五号楼作为试点是免费安装，而同一个小区的**楼需要分摊安装费，这也成为**楼反对户们的意见之一，社区目前仍在协调业主签字。 有的社区想了合作的折中办法，由企业负责安装电梯和后续管理，居民只需要每五年交一次租金就能使用，楼层越高，租金越贵。这种“代建租用”模式下，即便有年轻住户和低层用户不需要使用电梯，也不影响电梯安装。而企业动力在于开发老年人产业，希望未来和社区在物业和养老配套设施方面能够进一步合作。 即使如此，很多社区居民对预付租金还感到吃力。直到现在，双榆树南里二区还只有三号楼三单元一部电梯。这部唯一的电梯救过一位四楼住户的命。2018年8月1日凌晨2点多，老人李鑫民觉得“头不一般地疼”，打完急救电话就躺在沙发上，老伴儿忙着准备医保卡和其他东西，没注意那时候李鑫民已经昏迷过去了。直到急救人员到了，她才发现怎么也叫不醒对方，儿子的几个朋友赶紧把他抬下楼送上了救护车。 新装一周的电梯从四楼直达一楼只要20秒，第一时间把他带到了救护车上，及时前往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如果是之前，担架在又窄又陡的楼道里，拐个弯特费劲，“半小时能下去都算快的。”几年前，李鑫民的同事就因为送急救不及时，“就那么没了。” 因为邻里、资金原因拖了几年还安不上电梯的小区不在少数。2020年5月20日，北京首次明确，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经专有部分占该单元住宅总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双三分之二”），且其他业主不持反对意见，即可实施；面临同样困境的其他一些城市也解除了“一票否决”，甚至在“双三分之二”的基础上，对表决结果进一步放宽。  2020年8月17日，贵州省仁怀市一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五单元如今近一半是租户，他们不关心电梯，那只是房东涨租金的筹码；也没人关心老住户因为电梯产生的龃龉，他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毕竟关上门才是自己的生活。 5层户主换了新人，仅剩的老住户里，只有四层85岁的丧偶老人张改萍还在与三户反对安装电梯的单位“二代们”对峙：每次回家，张改萍路过一排崭新光亮的电梯，五单元门口空空荡荡，都一阵失落，老伴儿以前是单位医务室的医生，楼上楼下有谁需要打针、量血压总免不了麻烦，都会给他们家几分薄面。但现在，那些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长成了“不好说话的邻居”。 “年轻人，不懂人情了。”张改萍感叹。 她很少下楼，或许根本没机会注意到，老楼墙壁漆新，小区门口保安换了几茬，附近开了新点心店和餐厅。只有楼里那个鳏夫老周，还带着旧时代的集体印记，惦记着总失灵的单元门，习惯顺手帮邻居扔掉“招人讨厌”的小广告。 张改萍至今还不知道，据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老小区门前场地局促，其他单元安装电梯后大型机器更进不去，五单元已经永久失去了补装电梯的机会。 她只能一个人，守着最后那点记忆和幻想，在晚年里慢慢、慢慢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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