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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9日，北京民族文化宫。 李安定的心绪，安定不下来。 伴着轻松的音乐节奏，8位法国模特和4位日本模特，穿着皮尔·卡丹设计的服装——由中国宫殿挑檐获得灵感的耸肩衣裙——在一个临时搭成的T型台上，来回迈着猫步。 台下观众清一色的蓝灰绿制服。他们多数是来自北京外贸界和服装界的官员及技术人员。身为新华社记者的李安定，亦在其中。 鲜艳的服装、时尚的剪裁、高挑的模特，让观众们“看得眼睛都瞪直了”，“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一个个脸色严峻，表情变化得很厉害”。① 李安定记录下了表演高潮时分的情景： “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遭遇）一股巨浪打来，把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② 这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场时装秀。高挑靓丽自信的模特，与身穿灰蓝绿色服装的害羞观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9年民族文化宫内部时装秀
观众们的害羞，其来有自。 1966年8月，北京二中的学生小将们，通过《人民日报》发出宣言，正式向“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开战。小将们向理发界、裁缝界、照相界发出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③ 宣言得到了广泛响应。在北京，“蓝天时装店”坚决保证“以后不加工出售港式服装和奇装异服”。在江西赣州，照相行业有了新的行规，“穿西服、奇装异服的不照”。在辽宁大连，小将们誓言“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他们巡视街头，“看见穿西服、旗袍的，就用剪刀剪成碎条；发现女同志穿高跟鞋，就一律将高跟去掉。”④ 此后的十余年里，蓝、黑、灰这“老三色”，与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这“老三装”，成了民众日常衣装的主色调与主款式，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 1979年，皮尔·卡丹漫步在被蓝、黑、灰三色统治的北京街头
这种统治地位，偶尔也会显出不合时宜。 1972年2月23日，北京东城电子仪器二厂的学徒工刘晓华，在经历了严格的政审，以及如何微笑和鼓掌的技术培训后，匆匆奔赴首都体育馆。当晚，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夫人，要在这里观看一场体育表演。刘晓华是预定的一万余名观众之一。她必须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准时坐到观众席上。 刘晓华的衣柜里只有黑白灰绿。她四处找关系，借到一件红色缎子面棉袄，却又担忧这抹红色在黑白灰绿的海洋里可能太过刺眼，于是找了件罩衣，再套在外面。坐定后，刘晓华发现，馆内女性观众居多，大部分衣着靓丽，“有些很老式，但颜色绝对漂亮，特别是在体育馆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款式之多，色彩之艳，让她放下了心，也让17岁的她大开眼界。 晚7时30分，尼克松夫妇入场，观看了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于晚10时左右离去。尼克松夫妇退场后，观众席上衣着靓丽的女性们，也集体迅速套上了平时所穿的黑白灰绿大衣： “瞬时间，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 1972年2月23日晚，尼克松夫妇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观众席色彩斑斓。
鲜衣靓服可以放回衣柜的最底层，但爱美之心终究是不可阻遏的天性。 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与《追捕》在中国上映。栗原小卷、高仓健和中野良子在剧中所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让许多城市青年第一次意识到服装款式对形体美的深刻塑造。在欧美日本热度已行将褪尽的喇叭裤，遂在中国流行开来，一发不可收拾。 那一年，武汉大学在校园里挂出了一条醒目标语，严肃地质问学子们：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学子们以一种戏谑的心态，在标语后面补了一句： “请问，什么裤能吹响？”⑥ 学生们是睿智的。但这种睿智并不能真的消弭冲突，也无法达成和解。1979年，几乎每个城市的街头，都有人在负责剪喇叭裤。连清华大学也专门设置了门卫，严查师生的头发长度及裤腿宽度，超过标准者一律剪掉、剪破。支持爱美之心的学者，不得不从敦煌壁画里寻找依据，强调喇叭裤古已有之，并非“奇装异服”。支持爱美之心的媒体，也不得不先否定青年们穿喇叭裤的行为： “我们并不赞成青年人蓄长发、穿喇叭裤，……但我们也不赞成在青年的衣着、发式等个人生活问题上过多地评头论足和指责干涉。 图：80年代，北京，穿喇叭裤的青年
时代在往前走。向后拉的惯性，也依旧强大。 1980年，上海服装公司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这一举措，既是受了皮尔·卡丹时装秀的影响，也与上海某政府代表团同期出访欧洲的遭遇有关： “团里的女同志因为剪着短发、穿着与男人一样的灰色大衣，差点被赶出女厕所。回来后，受到刺激的女领导下决心改变上海妇女的形象。” 服装公司下属有八十余家纺织厂，青年男女很多。时装表演队费劲唇舌，共计只招募到九男十二女。而且，入队者大多不敢对家人细说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比如，女队员徐萍告诉她的父母，自己“在戏剧学院进修，参加一个培训班”。正式演出前夕，父母发现徐萍“在绚丽的灯光下，在台上走来走去”。他们找到了表演队的领导，严肃强调： “我们的女儿才20岁，刚刚开始走上社会，你们要她穿着这种露出手臂的服装上台表演。今天露胳膊，明天就可以露大腿，如果这样子的话，今后让她怎么在社会上做人啊？”⑧ 表演队只好修改演出服，用飘带缠住徐萍裸露的手臂。 厂里的风言风语，也让这些爱美的年轻姑娘感受到了压力。女队员史凤梅坚持只在舞台上穿漂亮衣服，下台后继续用黑白灰绿包裹自己。她自述这样做的理由： “那个时候，厂里面风言风语，传这些小姑娘出去肯定会变坏，回来就不一样了。……你越是这样讲，我们越是要给你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变坏，所以回去（穿衣服）还是这个样子。”⑨ 图：1983年5月，时装表演队首次在京演出后，全体成员合影。
“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在1981年正式登台演出。穿喇叭裤与剪喇叭裤之争，也在1981年进入白热化。 这年的8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来自湖南邵阳的读者来信。信中，名叫“灵芝”的读者猛烈批评了“有些年长的干部”对青年人的服装进行了过多的干涉： “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使盗贼缩手，流氓敛迹，广大群众真是衷心拥护，举双手赞成。可是在我市，这样的高潮一来，首当其冲的却是‘奇装异服’。你看，工厂的大门口，贴着‘奇装异服者不许入内’的大白纸告示；机关门前，‘留怪发者、留须者不许进入’的大字赫然在目。这里那里贴着规定，无非是男不许着花衣，女不可穿短裙之类，否则以旷工论处。更有甚者，一些人员手握大剪，在街头巷尾，影院车站，追捕男女青年，拦剪喇叭裤。 “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年长的干部，喜欢把穿不太普通的服装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是的，破坏社会治安者中往往有些穿‘奇装异服’者，但穿‘奇装异服’者并非就是破坏社会治安者。对于青年人的服装发式，不应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有些青年发牢骚说：‘允许穿什么衣裳，允许裤脚多大，头发多长，最好写进刑法，免得我们无所适从。’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不提倡奇装异服，也不赞成对青年人的服装进行过多的干涉。”⑩ 1983年，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刊文，明确表态支持“青年人爱美”： “青年人爱美是正当的，不应受到非议。……有些地方规定不准中学生穿高跟鞋、烫发、抹口红，这是可以的。但不要把这些规定扩大到社会上去。”(11)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如何着装，也成了民间观察“穿喇叭裤与剪喇叭裤之争”的风向标。1987年1月16日晚，央视播音员张宏民一改往日穿西装的习惯，换上了中山装。虽然事件纯属巧合——“当时播出公报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没有播音准备，只好临时安排当天不值班的张宏民播音。他临时借了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中山装应急”——但却有很多观众打电话到央视追问“是否有特殊考虑”，迫使央视不得不在《中国电视报》上做一番公开解释： “没有什么特殊考虑。当天播音员穿中山装完全是偶然的，与所播新闻的内容无关。经本报编辑部向有关部门了解，当天原安排一位女播音员值班，新闻部收到这条新闻后，有的同志建议由男播音员播出，临时找到当天不值班的张宏民同志播音。由于他当时穿的衬衣不适宜穿西装，又来不及更换，于是改穿中山装。近几年，播音员播音时穿西装比较多，但有时也穿中山装。”(12) 图：70~80年代，因布料匮乏，爱美的中国人发明了“假领子”
关心“西装与中山装之别”的观众，所关心的，其实不只是“西装与中山装之别”。他们还关心，那扇打开了的大门，是否还会重新关上。 1987年9月，中国时装表演队第一次穿着本国设计师设计的服装，走出国门，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二届国际时装节。结果： “领队的女的在后台掉眼泪了，觉得（我们的衣服款式）跟同台表演的外国人没法比。”(13) 打开大门，方见差距。 审美如此，它事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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