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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记》勇敢而真实的底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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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IP:中国山东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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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9-10-29 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山东
《女工记》勇敢而真实的底层书写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在《女工记》中,郑小琼直接用女工的名字为91首诗命名。她以南下进厂打工的底层经历和独特体验,大量书写打工群体特别是女性打工者的现实苦难与人生梦想,留下了打工者的生命烙印。

    在城与乡、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郑小琼的打工诗歌直面现实,没有精神的粉饰与伪装,成为打工诗歌和非虚构写作中的独特风景。

    她的诗歌和非虚构写作,对珠三角女工个体的尊重和关怀,映现了她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进入文学创作的信仰。

    在她写下的女工诗歌中,一个个女工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得到活生生的深刻见证。

   


    柔弱无助的女工之中不乏大胆智慧者、勤劳朴实的女工之中,不乏纸醉迷金者、保守胆怯的女工之中不乏为爱奋不顾身者,沉默绝望的女工之中,不乏以堕落搏命一击者……那些忠贞思念下的背叛与愧意,胭脂底下的苍白与孱弱,艳丽服饰下的疾病与哀叹,嬉笑怒骂下的失落与飘摇,幼小纯洁身体下的溃烂与疼痛……

    郑小琼对女性的认识并不是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不是贞女VS荡妇、烈女VS淫妇、冰清玉洁VS水性杨花、忠贞不渝VS朝三暮四,而是专注于个体处境以及处境下的选择。

   


    她用一支真诚的笔,复活她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将她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彼此并置、联系起来,构成关于中国珠三角女工生活的画卷。

    从乡村到城市,农民工这个群体中的新生代,不甘于再充当“沉默的大多数”,通过各种形式践行城市化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自主选择,自我建构,书写农民工共同体的城市体验与生存实践。

    我们知道,在珠三角世界工厂,人位于工厂权力体系的最底层,在准军事化的车间管理下,工人挨骂、被罚站、当众检讨等都很常见。高度异化的劳动过程、严苛的管理方式都会对女工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造成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情感生活能让劳动者暂时离开枯燥、乏味的工作环境,获得放松和自由感,并为苦涩的打工生活增添浪漫和温情。

    一名来自广西的19岁女工,她已经有3年外出打工的经历,并且与男友同居1年。谈到自己的恋爱经历,她解释说:“打工太苦了嘛。在厂里,你什么也不是,你就像是别人脚下的泥巴。所以,知道有一个人爱你、珍惜你、尊重你,这个很重要。”

   


    年轻的打工者恋爱了,车间里没机会接触,多人宿舍里缺少私人空间,他们就在草地上享受热恋时的亲昵。

    系着红头绳的本命年女孩,染着黄色或红色头发,戴着水果色眼镜框的女孩,在流水线之外,恣意追逐着青春的斑斓……            

    改革开放后,“爱”、“性”、“婚姻家庭”取代了“劳动”和“阶级”,成为个人塑造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主要领域。人们通过追求自由的爱情、性和婚姻,来实现自我解放、个人独立、并打造现代化的个人身份。

    工厂里枯燥、单调的劳动,常常会损害工人的自尊心和价值感,而来自恋人或家人的爱和关怀可以让劳动者重塑自信、自尊。

    中国每年有1亿农民工是单身一人进城谋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8.3岁,其中16~50岁性需求旺盛的青壮年农民工占82.9%,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独自外出,其中有82.4%是居住在多人宿舍、工地工棚和“城中村”等狭小的空间内。

    与传统已婚的农民工相比,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将在外出务工期间经历恋爱、择偶、结婚等生命历程。离开了原有的社会网络,夫妻别离,彼此缺少交流、安慰与扶助,生存上的压力,心理孤独、情感寂寞和性饥渴,使伦理和礼节的分量变轻。

    深圳市总工会对50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29.8%的新生代认为漂泊生活、知音难觅;25.7%的新生代的感情处在不稳定状态。对已婚农民工而言,闪婚现象、夫妻长期分居、高离婚率、婚外恋等问题日益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较早开始接触城市文化和都市价值观念,城市生活的体验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弱化了传统家庭对个人的束缚,也挑战了传统对性和家庭的想象,对婚前性行为、婚前同居、婚外恋等基本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现实需求与内心思念和愧疚之间的矛盾,城市打工的诸多经历所带来的陌生、迷茫和无助。我们这个社会强调恋爱自由,爱情常常被想象成男性和女性间的纯粹的、强烈的感情。

    但是,现实社会中爱情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恋爱和婚姻市场受到户籍制度和阶级的分割,一个人能与谁相爱、和谁结婚常常是由他/她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在爱情的场域,城市人、农村人、中产阶级、打工者等社会身份差别被再次区分和强调。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爱情和婚姻,能为她们提供情感庇护和社会支持,为她们的打工生活增加生活气息,并让他们找到打工的意义及价值。

    另一方面,她们的爱情和婚姻实践,受到阶级身份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作为青年打工者,她们的微薄工资、农民户籍等让她们处于婚姻市场的不利地位,感情经历中遇到的挫折也让青年农民工的被剥夺感、社会底层感更加强烈。

    单纯的怜悯苍白而脆弱,《女工记》的故事,让我们感到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什么特色、国情来搪塞或忽略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

    以女工名字命名的记录,并不局限于还原女工生存的风险与危机,而是指向与女工个人发展相关的社会秩序,唤醒你呵护中国底层社会良知的真实状况,期许国家和社会关注每一个名字包含的个人尊严。

   


    将更多的被覆盖的空想、被遮蔽的真相给予揭示和呈现,形成我们认知自我、社会、历史的一种路径和方法,并构成引领、启迪和反思的作用力。

    她将为底层写作的正义与责任交给了自己,毫无顾忌地为底层书写。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念,尽管她的学历只是中专,但是她令高校和科研机构里的官僚御用文人汗颜。

    她底层写作的思维方向和道德指向,真诚而勇敢,竭力将社会对女工群体的认知引向关注个体之路,点燃了中国文人写作的道义精神。

    让人读后,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同身受,内心深处为中国底层女性的尊严、权益,心生悲悯,这是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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